贝币由来已久(jiu)。

殷商武丁以来，尤其帝(di)辛(xin)之(zhi)世已经开始盛行赐贝。商王(wang)常赐贝于寝、宰、作册、戍等近臣，臣下受赏后，将贝交予铸(zhu)铜作坊，订制铜器，铸(zhu)以铭文，以昭示王(wang)恩。如“癸(gui)巳(si)，王(wang)易（赐）小臣邑贝十朋，用作母癸(gui)尊彝。佳王(wang)六(liu)祀，肜日，在四月。”（小臣邑斝），即在某商王(wang)的(de)六(liu)年四月癸(gui)巳(si)日，正值举行肜祭的(de)日子，商王(wang)赐贝给名叫“邑”的(de)小臣货币十朋。小臣“邑”用这十朋贝为他的(de)母亲做一件(jian)祭器。

西周前期延续了赐贝传(chuan)统，受赏者包括外(wai)服诸(zhu)侯、邦伯（周边部族首领），作册使臣、近臣和(he)对外(wai)征伐的(de)功臣，后被(bei)“册命”等其他政治性赏赐代(dai)替(ti)。

由于文献的(de)记载和(he)青铜器中赐贝兑(dui)换成器的(de)铭文，许多人认为海贝至迟已在商末成为货币，是最早的(de)货币。

贝

《史(shi)记·平准(zhun)书》记载：“虞夏之(zhi)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；或钱，或布，或刀，或龟贝。”司(si)马迁认为，早在虞夏时期，龟、贝、金、钱、刀、布就作为货币出现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：“《洪范》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食谓(wei)农殖嘉谷(gu)可食之(zhi)物，货谓(wei)布帛可衣，及金、刀、龟、贝，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。”东汉班固亦将布帛、金、刀、龟、贝视作最早的(de)货币形态。

近代(dai)以来，罗振玉、王(wang)国维、李济、董作宾、郭沫(mo)若等研究甲(jia)骨文和(he)考古的(de)学者，都认为贝是中国最早的(de)货币。

五牛一鼓(gu)贮贝器（战国时期）

但是近年来，许多钱币专家提出了相(xiang)反的(de)看(kan)法，认为贝不是最早的(de)货币，或者“不能简单地把海贝当作最早的(de)货币”。

海贝本是天然之(zhi)物，早已存在。华夏先民对海贝的(de)追求源于其神秘(mi)性与稀缺(que)性。海贝首先是饰(shi)品，与玉、龟甲(jia)等类似。妇好平叛后，常入贡甲(jia)龟觐王(wang)。此时的(de)甲(jia)龟与武丁的(de)赐贝都是饰(shi)品、宝物性质。既为珍宝，自然是生者宝之(zhi)，死者随之(zhi)。

海贝的(de)货币化直接源于生产力的(de)发展。平民通过出卖自己生产的(de)物品，如农牧产品、手工艺品等，直接以物易物，或者兑(dui)换成贝等广(guang)受认可的(de)媒介，再购买日用陶器、小件(jian)青铜器、简易饰(shi)品、食盐等必需品。可以想见，玛瑙、龟甲(jia)、黄金、玉石、贝等因(yin)其奢侈品的(de)功用，而大受欢(huan)迎，青铜铲、削刀因(yin)其实用器的(de)功用，而流行于平民群体中。

经过交换“市场(chang)”的(de)反复验证，贝、削刀、青铜铲等一批商品实物脱离了纯(chun)物品属性，一跃成为自然货币，具有了原(yuan)始货币的(de)内涵。而“贝”相(xiang)较(jiao)宝石更易得，相(xiang)较(jiao)青铜更易携带，属于贵族、平民皆用的(de)装饰(shi)品，且称(cheng)量原(yuan)始布帛需要“度”，测量粮食多少依靠“量”，评估(gu)金属重量需要“衡”，而贝具有“均质性”，仅需要数个数，便可以随意组合、拆(chai)散，故成了商品交换中的(de)“明星(xing)”，在自然货币中尤其畅行，是影响最大的(de)原(yuan)始货币。

此时，海贝还未脱离实用性，故不能将贝看(kan)作纯(chun)粹的(de)货币，青铜铸(zhu)造的(de)仿贝依旧有装饰(shi)等功用，故不能将仿贝看(kan)作最早的(de)铸(zhu)币。最早的(de)铸(zhu)币是脱离了实用器的(de)空首布，即“钱”。从(cong)原(yuan)始货币角度讲，许多自然货币如兽皮、玉石都充当过交换媒介，且具有一定价值，与贝相(xiang)侔，又无法判断他们的(de)使用早晚，故不能简单地认为“贝币是最早的(de)货币”。

海贝的(de)计量单位是朋，人间阴曹，唯钱为朋。甲(jia)骨文、金文中常见有“贝朋”的(de)文字，王(wang)国维考证“十贝为一朋”（“古者五贝一系(xi)，二系(xi)一朋”）。商周以来，大量的(de)海贝进(jin)入墓葬和(he)储藏领域，由于供应的(de)不足，大量仿贝出现了。妇好墓中出土6枚用绿松(song)石磨制成的(de)贝。1953年在安阳大司(si)空村商代(dai)14号(hao)墓中出土1枚青铜铸(zhu)贝，第312号(hao)墓出土2枚青铜铸(zhu)贝，3枚型式相(xiang)同。1969—1977年中国社(she)科院考古所在安阳殷墟区的(de)第620号(hao)商墓中发现铜贝2枚。1971年山西保德县发现铜贝109枚、海贝112枚（铜贝与车马器共出，为装饰(shi)品而非货币）。此外(wai)，还有金质、骨质、玛瑙质、玉质等材质的(de)仿贝。

从(cong)贝币开始，中国三千余年的(de)货币与货币经济徐徐展开，从(cong)未中断。

货币的(de)变(bian)迁关乎(hu)王(wang)朝盛衰

从(cong)农具演化而来的(de)先秦布币，以其青铜的(de)质地、稳定的(de)形态和(he)可靠的(de)价值成为青铜时代(dai)的(de)“交换王(wang)者”。

春秋战国时代(dai)，货币形态各异。诗经中所写(xie)的(de)“氓之(zhi)蚩(chi)蚩(chi)，抱布贸丝”中的(de)布，可能指的(de)就是盛行于晋国，后来三家分晋以后被(bei)韩、赵、魏国使用的(de)布币。布币因(yin)形状似铲，又称(cheng)铲布，从(cong)青铜农具鎛演变(bian)而来，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(de)媒介，故最早出现的(de)铸(zhu)币铸(zhu)成铲状。最初的(de)布币，保留着其作为工具的(de)模样，留有装柄的(de)銎，后来逐渐减轻，变(bian)薄，变(bian)小，币身完全成为片状，便于铸(zhu)造和(he)携带。

布币

秦以后的(de)圆(yuan)形方孔铜钱，既是铸(zhu)造技术发展的(de)体现，也是便于携带的(de)发明，更是代(dai)表着古人对天圆(yuan)地方、和(he)谐(xie)万物的(de)审美崇拜，此后铜钱的(de)质地与形态一直稳定地延续到(dao)近代(dai)。

以历史(shi)古钱币为内涵的(de)中国货币文化，不仅反映出各个时期的(de)政治、经济状况及铸(zhu)造技术进(jin)程，以钱文为主的(de)古钱币，还反映出中国文字和(he)书法艺术的(de)发展状况。

先秦布币上的(de)金文、秦汉五铢的(de)篆书、隋唐通宝的(de)隶(li)书、楷书以及后世宋元明清的(de)各种精彩(cai)的(de)货币钱文，正是中国几千年文字和(he)书法艺术发展的(de)一面镜子。著名的(de)汉末金错刀上“一刀平五千”的(de)优雅篆文，是四改币制的(de)王(wang)莽时期的(de)美学追求；北周时代(dai)“永通万国”钱文是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的(de)美好寓意与时代(dai)声(sheng)音(yin)，唐代(dai)开元通宝钱上的(de)洒脱隶(li)书是盛唐气(qi)象(xiang)的(de)大国自信(xin)，大观通宝上的(de)瘦金体钱文更是代(dai)表了宋代(dai)货币文化的(de)最高水平。

“天策府宝”鎏金钱。澎(peng)湃(pai)新闻记者 高丹 图

纵观历史(shi)，货币是一种经济发展到(dao)一定程度的(de)必然结果，它与经济发展密切相(xiang)关，同时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(de)发展，货币的(de)变(bian)迁总是与王(wang)朝盛衰呈正相(xiang)关，社(she)会稳定、经济运行良好，则货币政策稳定；而稳定恰(qia)当的(de)货币政策，则会促进(jin)社(she)会稳定和(he)经济发展。

“开元通宝”钱，是唐代(dai)最主要的(de)流通货币，其铸(zhu)行与整个大唐相(xiang)始终。唐朝的(de)货币制度和(he)财政政策为盛唐经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(de)基础。这些制度和(he)政策有助于促进(jin)商品流通、扩大农业生产和(he)加强财政管理。唐朝经济的(de)繁荣也表明了良好的(de)货币和(he)财政制度对一个国家的(de)重要性。唐朝的(de)经济发展不仅给后来的(de)历史(shi)留下了深刻的(de)影响，也为我们今天的(de)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(de)启示。

开元通宝。澎(peng)湃(pai)新闻记者 高丹 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