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振鹤教授2001年于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发表文章，题为《王韬晚年未完成的大工作》，次年发表《〈洋务辑要初编〉为何没有出版？》一文，介绍上海图书馆藏稿本107册《洋务辑要初编》，指出这套丛书未能出版，原因是张之洞觉得书稿“繁而不杀，无当著作之林”，要钟天纬加以删削，但钟天纬觉得丛书缺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，价值不高，最终书稿没有付梓。周振鹤两篇文章后均收录于《知者不言》一书中。笔者依据近年新披露的王韬尺牍以及蔡锡勇致王韬电报，补述张之洞、王韬编纂这套丛书的曲折，丛书的编纂过程暴露张之洞对西学的了解仍属肤浅，王韬也有些不负责任，致使花费14000两银子编纂的这套书胎死腹中。谨供学界参考。
《洋务辑要初编·疆域门》
张之洞委托王韬编书
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将领一事遭清廷通缉，1862年从上海逃往香港，1884年春得李鸿章默许返回上海居住，张之洞1884年夏到广州上任两广总督。督粤五年半后，张之洞树立起“后期洋务领袖”地位，引王韬为同调，但两人似乎没有在广东、香港见过面。
王韬
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七月，朝廷命张之洞移督两湖，因等待新粤督李瀚章到任移交，到十一月才离开广州。为与盛宣怀衔接湖北煤铁各矿的开发，张之洞在上海停留多日，借住出使大臣行辕，也即苏州河北岸的天后宫后面。督粤期间张之洞大事兴作，除引进大型铁厂、纺织、枪炮厂设备外，还打算出版一套“洋务丛书”，进一步树立洋务“教主”形象。赴沪之前的九月初旬，张之洞两次发电报，希望委托王韬“翻译新得西书”，并请他到广州面商大计，王韬以身体抱恙、不能远行为由辞谢。（陈玉兰辑校《弢园尺度新编》下册第597页）
十月十七日（11月7日），张之洞让署两广电报局总办沈嵩龄（沈小园）发电报给王韬：
来电已呈帅览。道躬抱恙，未能来粤，弥劳盼仰。帅意拟辑《洋务丛书》，分疆域、军制、刑律、税则、学校、国用、官制、商务、工作、邦交、教派、礼俗十二门，或采近作，或译新书，欲得熟悉此中情形而明其体要者，非公莫属。拟即在沪纂辑，沪有西儒，能操华语者，亦可延致襄理，以资考证。应用翻译由粤选派，馆所经费均易措办。公得怡情著述，兼资颐养，谅所乐从。如属可行，请拟办法，酌定经费寄示，以便转禀。弟嵩龄顿。十月十七日。（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8册第527-528页）
电报大意是，拟请王韬编纂《洋务丛书》，分疆域、军制、刑律、税则、学校、国用、官制、商务、工作、邦交、教派、礼俗十二门。在此前后，王韬有一函致上海文报局王心如（王松森），称：
乃不谓香帅谬采虚声，远烦征辟，承命繙译西书，此固平生之所好，惟是久病不痊，文字因缘，早经屏弃，鼠须侧理，视作畏途，安东之招，敬谢不敏。抑弟有请者，香帅节麾赴鄂，当必取道申江，孱躯稍健，或可执贽往谒，若非粤中书局中书，随地可译，或以译本，或以原书，授弟删述，自能报名，又何必跋涉长途，再劳往返。曩者丰顺丁中丞命弟删削《地球图说》，亦于下闲居，执铅以从事，该在家则心志不纷，出外则酬应必广也。如能以此意婉达之香帅之前，感荷弥量。特复电音，可否以公务为请！（田晓春辑校《王韬日记新编》下册第730页）
此时，王韬已得知张之洞将在上海停留，故以老病为由谢绝赴穗。1889年12月，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前往湖北上任，途中在上海停留七八天，主要是请盛宣怀到沪面谈湖北的煤铁开发，重中之重则是大冶铁矿。李鸿章任湖广总督期间，盛宣怀曾组织调查勘察湖北各地矿产，大冶铁矿是盛宣怀督同洋矿师发现的。张之洞此时最头痛的问题是，从欧洲订购了大型炼铁设备，还没有落实到大型优质铁矿，处于找米下锅的慌乱状态。盛宣怀“献出”大冶铁矿，解了张之洞燃眉之急，也奠定了两人长期合作的基础。
除盛宣怀、王韬外，张之洞在上海还要会见一个与这套洋务丛书有关的重要人物：驻俄德等国公使许景澄。张之洞与王韬在上海谈话的具体内容，暂时无从知晓，但此次见面敲定了《洋务丛书》的构思与编译班子的组织。本来，张之洞让他的门生王咏霓与王韬一起负责编书事宜。不久，张之洞把王咏霓调往湖北，《洋务丛书》的编纂变成王韬一人负责。若王咏霓不走，这个计划或许不会执行得如此糟糕。
王咏霓
据蔡锡勇致王韬电报，译书“工期”定为一年半，如从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正月起计，应在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年夏秋完成，不过从后来的王韬尺牍看，似乎到了1892年秋他还在润色稿件。
布茂林引起的麻烦
《洋务丛书》后改名《洋务辑要》。按照张之洞的最初构思，洋务丛书规模很大，打算陆续出下去，故将第一辑命名为《洋务辑要初编》，意思是后面还要出《续编》《三编》。
王韬聘请的第一个译者是鼎鼎大名的傅兰雅，傅兰雅又介绍了同属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布茂林。从现存稿本看，布茂林是这套丛书的主力译者。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见到“洋务辑要”王韬批校本两种，其中《疆域门》一册注明“布茂林原译，天南遯叟初次增改”，“天南遯叟”是王韬笔名。这是张之洞幕僚陈庆年保存的3册稿本，不是上海图书馆的收藏。
布茂林（Charles Budd）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，最初在福建漳州传教，1887年由刘铭传聘请入台北西学堂任教习，约1890年转往上海英华书馆。1891年11月布茂林到广州同文馆当英文教习，后又返回上海，设立私人教育机构上海同文馆，有两个学生日后皆享有盛名，即颜惠庆与王云五。王韬接受张之洞委托后，即请傅兰雅担任翻译，傅兰雅又介绍了布茂林。在致盛宣怀函中，王韬说“香帅于今此事信任独专，毫不遥制，唯延两西人其费太钜耳。”（陈玉兰辑校《弢园尺度新编》下册第604页）王韬成名已久，张之洞做出充分王韬信任的姿态，多次宣称“不为遥制”，但对大规模的丛书编译工作来说，保持密切互动、一旦发现分歧尽快解决，要比口头宣称“不为遥制”更加切实实际。
《洋务辑要》部分稿本完成后，呈张之洞审阅，张氏对布茂林选择的内容、行文意见很大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四月，蔡锡勇发电报转达张之洞意见：“布茂林所译多属数（书）目，不合著书体裁。渠为傅兰雅所荐，经太学考取前茅，既称通品，所造当不止此。合同由台端与订，译事由台端主持，此间不为遥制。应译何类，尊处开列条目，布茂林自应遵译，方符原议。”（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28册第216-217页）布茂林大概是按照西方学术界习惯，在译稿中列出了比较详尽的参考书目，以便国人按图索骥，而张之洞的构思，丛书应该是“著述”，布茂林所为不符合他心目中的体例。
王韬在给傅兰雅信中谈到：“以后但求其勿译书目，专译事实论说、规制条例、源流沿革，俾成大观。即阁下所拟各门纲领，亦求早经脱稿，寄呈香帅一观，俾得译书时有所遵循。”（《弢园尺度新编》下册第706页）
行名录中的布茂林同文馆
共事期间，布茂林与王韬之间不断发生摩擦。王韬将丛书“编委会”设在自己家里，布茂兰感到不便，提出另外租赁办公室。王韬作为“总承包”，不愿另外付出租金。布茂林与华人翻译叶子成不断物色新的办公地点，王韬则反复加以挑剔：“且搬迁之后，诸多为难，诸多不便，韬需时时前往，以年老有病之人，殊难堪此。”租房纠纷也传到张之洞耳朵里，他让蔡锡勇告知王韬“至租赁一椽为翻译房”“每月多费数十元无妨，不值因此小费与之龃龉”。王韬订购的洋文书，布茂林又认为“多不适于用”，既浪费金钱，也使编书进度受到影响。
此事怪异之处在于，无论是发包方（张之洞）还是总承包（王韬）都不懂外文，他们并不全面了解西方最新出版动态与新思潮新学说，而布茂林属于临时雇佣性质，在受到张之洞批评后，会转而按保守原则选择书目，无法发挥主动精神。
《洋务辑要》稿本编成后，张之洞甚不满意，没有刊行。上海图书馆著录王韬主编《洋务辑要初编》稿本107册，另著录《洋务辑要》之《商务门》13册（列入善本），应该都是王韬修改过的未出版稿本。笔者查阅京鄂粤、港澳台主要图书馆，没有发现名为《洋务辑要》的刊刻古籍条目，合理的解释是：这套书稿本编成后没有梓行。
浪费了14000两银子
编译这套丛书，代价是沉甸甸的。光绪十五年十二月，蔡锡勇通过百川通汇款1000两给王韬。因湖北经费紧张，后来的钱从张之洞个人“养廉银”中支出。十六年闰二月，汇款2000两，蔡锡勇在电报中说“随后陆续再寄”。八月初五日，蔡锡勇再寄2000两。十二月，蔡锡勇汇款3000两，并告知从项目开办开始，发给王韬每月100两津贴。笔者将所见电报中历次汇款数字加总后发现，张之洞前后至少给王韬汇了14000两银子。
汇款统计
1862-1873年，王韬在香港英华书院协助理雅各译书时，每月薪水只有20银元。当日香港1银元约等于内地银两0.72两。王韬12年的薪水共2880元，仅折合2073.6两，14000两的译书经费对王韬来说应该超出预期。除支付两个洋人的翻译费以及购买洋文书籍，王韬还请了几个华人协助润色、抄写，但估计这部分支出很少。扣除购书、纸墨、翻译费、抄写费等，若按王韬晚年书信猜测，这笔钱大多是被他浪掷于风月场所。
百年来王韬研究成果汗牛充栋，但很少有学者直接指出，王韬不懂外文，他的所谓“译书”只是润色别人译稿。1895年初，王韬致函理雅各称：“闻先生近译《老》《庄》各书，悬想俱已刊行，惜皆西文，不得一读为快也。”（《弢园尺度新编》第686页）王韬虽在上海墨海书馆、香港英华书院协助译书几十年，在英国居住两年半，并不能读懂英文著作。傅兰雅、布茂林纯粹从西方人角度选书，王韬实际上也是一知半解，又受到张之洞诸多限制，致使丛书书稿质量不甚理想。
张之洞组织译书失败的教训
按张之洞的最初设想，这套丛书由王韬总负责，门生王咏霓协助。王咏霓，浙江台州人，为张之洞当浙江副主考时录取的副榜，光绪六年考中进士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随许景澄出使欧洲，许景澄编著《外国师船图表》，王咏霓出力甚大。张之洞到湖北上任后不久，将王咏霓调到湖北，整个编书任务即由王韬单独负责。王咏霓是给《洋务丛书》选题把关的合适人选，他在驻欧洲使馆历练多年，懂外语也懂点技术，了解欧美最新动态，可补王韬的不足。王咏霓过早离开丛书“编委会”，可能是这套书稿不得善终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委托王韬编译《洋务辑要》遭到失败，张之洞转向求助于另一门生许景澄。1891年秋，张之洞致电彼得堡许氏：“前商译刻洋书，请尊意斟酌，有切要而力能译者，即就使馆觅通人译之，需费照汇，不拘几种皆可。惟期宜速成。”转年正月，张之洞再次催促，声称“选译洋书，志在必成，务恳托钱恂同洋员速办，优给薪水”。
钱恂字念劬，浙江归安人，后回国为张之洞心腹幕僚，此时正在许景澄手下当随员。许景澄答复说，钱恂正在与洋员一起翻译《德列邦国志》，无暇翻译其它书籍。张之洞仍坚持“念劬如无暇，望托他人办理”。二月份，张又致电许景澄：“德国志与鄙意体例不合，请照前议，另译数种，或托念劬或他员，华洋员译书薪费均优给。”督粤期间，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是张之洞的口头禅，认为只要出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笔者没有看到许景澄的答复，或许不予理睬是最好的处置。
许景澄
从《洋务辑要》胎死腹中这一案例，可见张之洞对幕府洋务人才的使用有些问题。邝其照以编纂《华英字典集成》驰誉海内外，当过留美幼童教习，在美国幼童肄业局工作多年，当1889年张之洞立意编纂洋务丛书时，邝其照尚在幕府，似乎没有让邝氏提出建议。张之洞的首席洋务幕僚蔡锡勇，毕业于广州同文馆，随陈兰彬出使美国，1881年就翻译过《美国宪法》，视野开阔，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心得，张之洞让他办理筹建汉阳铁厂、开采大冶铁矿、教案等具体事务，在洋务丛书编撰方面只负责上传下达，没有提出个人见解。日后名气大噪的辜鸿铭，精通几种欧洲主要语言，笔者也没有看到他在译书过程中发挥作用。张之洞立意编撰洋务丛书，并没有充分征求这些海归学人的意见。
张之洞委托王韬译书的差不多同时，钟天纬进入张之洞幕府，任湖北自强学堂监督，但他在两年后才看到译稿。钟天纬（1840-1900），华亭人，1872年入上海广方言馆肄业，1875年起任职于山东机器局，1879年赴德，并“游历欧洲各国，考其政治学术及所以富强之故”，两年后因病回国，1882年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西书，1888年被盛宣怀委为矿学堂监督，是学识比较全面的洋务人才。张之洞希望他能加以删润，使书稿起死回生。钟天纬不是蔡锡勇那样的乖乖下属，删润王韬译稿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他果断地把译稿“枪毙”了。这套译稿静静地躺在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一百多年，若非周振鹤撰文介绍，恐怕早被人遗忘。编译西书的书稿，与国人自主创作的书稿性质不同，一百多年里未能出版的译稿，没有发挥过什么“启蒙”作用，目前看来价值不是太大。